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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決定》，新《反壟斷法》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法是《反壟斷法》自2008年實施以來的首次修改，全文由57條增加至70條，為十四年來的首次大修。

一、增加“鼓勵創新”目標

新修《反壟斷法》在第一條中的“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后增加“鼓勵創新”，豐富了我國反壟斷法的目標體系與內容。現階段，我國市場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科技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引領作用，鼓勵創新有利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以及效益。創新需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因此，強化反壟斷，同時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的實施，就是要為市場創新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從而通過市場創新不斷提高競爭層次、優化市場生態，實現創新和競爭的良性互動，推動市場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二、明確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法律地位

從2016年6月的《國務院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要求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到2017年10月制定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暫行）》，到2019年9月實現了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在國家、省、市、縣四級政府全覆蓋，再到2021年7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等五部門修訂完成并印發了《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實施細則》。上述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臺，使各級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或組織，在有關政策措施制定過程中進行公平競爭審查方面，已經具備充分的政策依據。而此次新《反壟斷法》第四條、第五條，在強調國家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的同時，還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這是首次以國家法律的方式，明確競爭政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法律地位。今后將加快完善競爭法律制度體系建設，保障競爭執法常態化發展，包括全面審查新出臺的政策措施文件，糾正違反公平競爭審查標準的文件，修訂、清理和廢止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文件，以便將事前的公平競爭審查與事后的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反壟斷執法結合起來，全面依法規制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行為。

完善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法律依據三、完善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法律依據

2021年2月7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印發了《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對涉及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問題作出相對細化和具體的規定。此次新《反壟斷法》第九條明確規定，經營者不得濫用數據和算法、技術、資本優勢以及平臺規則等從事本法禁止的壟斷行為。同時，在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方面，第二十二條強調，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不得利用數據和算法、技術以及平臺規則等從事前款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可見，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執法常態化已是大勢所趨。但平臺經濟與傳統行業相比，兩者的發展狀況、經營特點和運行規律并不相同，尤其是平臺經濟還具有雙邊平臺企業網絡效應、鎖定效應等特點。因此，如何進一步認定平臺經濟具有市場支配地位，還有待后續的實施細則作出特別規定，以便為平臺經濟領域經營者依法合規經營提供更加明確的指引，促進平臺經濟規范有序創新健康發展。

完善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法律依據四、明確建立“安全港”制度

此次新《反壟斷法》將原《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前置，使該規定成為新《反壟斷法》第二章第十六條壟斷協議章節的總括性規定。這種變動明確了不論是橫向壟斷協議還是縱向壟斷協議，均需要證明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此外，新《反壟斷法》第十八條第二款也進一步明確，對于固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價格、限定向第三人轉售商品的最低價格等縱向壟斷協議，經營者能夠證明其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不予禁止。同時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經營者能夠證明其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低于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標準，并符合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其他條件的，不予禁止。換言之，達成壟斷協議的經營者能夠證明其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或在相關市場的市場份額低于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規定的標準的，原則上不予禁止。如此一來，新《反壟斷法》創設和建立了壟斷協議安全港制度，將有助于提高對壟斷協議風險的可預測性。至于如何進一步制定安全港的適用標準，值得期待。

完善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法律依據五、提高經營者集中處罰上限

此次新《反壟斷法》在第三十七條首次規定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健全經營者集中分類分級審查制度，依法加強對涉及國計民生等重要領域的經營者集中的審查，提高審查質量和效率。期待出臺進一步的實施細則予以明確。與此同時，新《反壟斷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經營者集中未達到國務院規定的申報標準，但有證據證明該經營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要求經營者申報。經營者未依照前兩款規定進行申報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依法進行調查。這實際是將此前《國務院關于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的規定》中的有關規定或要求，明確提升至法律規定的層面。

更重要的是，在新《反壟斷法》第五十八條中，對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實施集中，且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由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責令停止實施集中、限期處分股份或者資產、限期轉讓營業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復到集中前的狀態，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處五百萬元以下的罰款。相較于原《反壟斷法》頂格處罰五十萬元的罰款上限，本次修法將頂格處罰的上限大大提高，可以顯著增加經營者的違法成本和反壟斷法的威懾力。同時，針對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行為，只設定五百萬元的罰款上限，而未設定罰款的下限，這種做法也可以使執法活動更具靈活性和可預期性。

完善平臺經濟領域反壟斷法律依據六、加大對壟斷協議的處罰力度，完善法律責任制度

新《反壟斷法》全面提高了壟斷協議等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例如第五十六條規定，對實施壟斷協議的經營者、組織者或者實質性幫助者，均適用處罰且罰款上限均大幅提升。此外，新《反壟斷法》還增加了對經營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員的處罰規定，對達成壟斷協議負有個人責任的前述人員，最高罰款一百萬元；行業協會最高罰款三百萬元。第六十三條則規定了一條兜底性懲罰措施，對于情節特別嚴重、影響特別惡劣、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在罰款數額的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具體罰款數額。本條的嚴厲程度前所未有，如果按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十頂格處罰，五倍處罰最高可能達到上一年度營業額的百分之五十。而且第六十四條還規定了對于受到行政處罰的經營者，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記入信用記錄，并向社會公示。這種信用懲戒措施系首次對違法經營者適用，使經營者在遭受行政處罰時不得不額外考慮該處罰所帶來的信用風險，從而增加對經營者違法的威懾。

而且，新《反壟斷法》第六十條第一款還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此民事責任包括但不限于停止侵害、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這明確且豐富了原《反壟斷法》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方法。同時，第六十條第二款還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這意味著對于某些具有大規模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性質的壟斷行為，除了依法應由反壟斷執法機構給予行政處罰外，還可以通過民事公益訴訟的方式追究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責任，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本次新《反壟斷法》第六十七條中，還創設性地增加了關于刑事責任的規定，對于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表明，對于違反新《反壟斷法》相關規定構成犯罪的經營者或者相關責任人，將會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使得新《反壟斷法》的實施效果將更具震懾力。但該條款規定過于簡潔，對于違反《反壟斷法》規定將構成什么罪名、構成犯罪的要件以及后續如何具體實施，還需要與《刑法》以及相應的刑法修正案精準銜接，同時也需要相關司法部門作出進一步的明確。

總而言之，此次《反壟斷法》的修改，對于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執法常態化，提供了更加明確的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業界人士以及相關經營者應認真對照新舊《反壟斷法》相關的不同規定，全面梳理、規范現有商業合同及商業行為，將防范反壟斷法律風險作為企業“必修課”，做好反壟斷合規風險防范工作，依法合規經營。